默茨针对中国发声，称人民币被低估，并让政府调查中国供应链的脆弱环节；而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却猛增至全国最高，联盟党则落在后面。这让人不禁要问，总理发表的强硬态度为何未能获得选民的认同？德国电视一台八月的“德国趋势”民调显示，联盟党的支持率仅为21%，而选择党的支持率已上升至28%，创下该党在该项调查中的历史高位。而默茨本人也不容乐观，满意度只有14%，不满意度高达84%，这显示执政信用的严重不足。

尽管如此，默茨仍在积极对外展现强硬立场，呼吁欧盟模仿《广场协议》对中国施加压力，甚至指示相关部门分析中国经济的潜在弱点，以便为可能的贸易冲突寻找筹码。尤其是在东部两个州，选择党的支持率显得更加引人关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支持率约为41%，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则有36%。前者将在9月6日投票，后者为9月20日，显然选民对默茨以“对华强硬”来塑造领导形象并不买账。

德国民众日常所关心的更多是工资、物价、取暖费用以及就业问题，而不是默茨在布鲁塞尔对中国所做的强硬发言。政治口号再响亮也无法掩盖工厂裁员带来的现实困扰。回望默茨早前的举动，二月底他访华时提到的主要是合作、市场准入和减少贸易逆差，带着德国企业代表一同前往。然而到了六七月，他突然开始强调人民币“被人为低估”，声称低估幅度达到30%至25%，并引用1985年的《广场协议》作为施压参考，试图促使欧盟联合施压力度。

随着消息披露，德国政府正在研究中国经济及供应链的薄弱环节，寻找那些中国在高端设备和技术上仍依赖于欧洲的领域，表面上是出于“预案”的需求，实际上则是在为后期施压准备借口。这一系列的举动看似气势汹汹，实际上却显得底气不足。毕竟，德国新近刚收到来自中国的大额合作订单，如今却在研究如何施压，难免显得背信弃义。对此，中国外交部在七月末回应道，强调中德合作基于互利共赢，双方应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这正好指出了依赖关系并非单向。

默茨急于寻找外部靶子的背后，其实是德国自身经济的疲软。数据显示，德国经济在2023年和2024年将连续萎缩，预计2025年仅增长0.2%，到2026年的增长预期也仅有0.5%。如此微薄的增速，不仅无法让普通民众感受到生活改善，甚至连填补工业滑坡的空缺也显得力不从心。从安永发布的数据来看，自2019年至2026年一季度，德国工业岗位减少超过34万个，相当于每17个岗位中便失去一个，其中汽车行业尤为惨重，整整减少了约12.58万个岗位。

将这一切责任归咎于中国，显然有失公允。德国工业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俄乌冲突导致廉价俄气供应中断造成能源成本上升，美国的关税政策也对德国出口形成压制，加上电动车转换缓慢、软件能力不足、国内投资停滞，叠加中国企业日益增强的竞争，使得德国制造业无疑陷入困境。虽然中国的竞争确实给德国的车企和机械企业带来了压力，但面对竞争应采取的策略应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加强研发，而非将复杂的原因简单化为“中国威胁”的口号。

在选民心中，默茨的这一套“甩锅”手法无非是无能的表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德国从中国的进口额达到约918亿欧元，同比增长8.9%；可对华出口却降至370亿欧元，同比下降超过12%，贸易逆差因此扩大至约550亿欧元。默茨以此作为中国“冲击”德国经济的证据，但实际上，德国对华出口的下降部分源于中国本土供应链的日益完备和德国企业在中国的直接生产销售。

如果柏林坚持将技术作为武器，短期或许能够给中国制造麻烦，长期却会迫使中国加速替代，德国企业反而将失去更多订单和利润。以往美国对华施加限制的做法，导致中国在芯片、新能源和工业设备等领域不断追赶，德国若重蹈覆辙，最终受损的将是自身技术优势的消耗。

选择党的支持率上升，虽然不代表来自民众对该党所有主张的认同，但在移民和欧盟问题上的争议也凸显出经济学家对其政策的担忧，认为这些方案可能会损害东部州的利益。东部州面临着较低的工资、严重的人口流失和年轻人外迁的问题，长久以来被忽视的焦虑与经济低迷相结合，使得选择党成为民众表达不满的出口。默茨误以为通过将中国作为攻击目标能够吸引保守选民的支持，但最终不仅未能打动左翼选民，中间选票也因为他缺乏实力流失，而极右的选择党却悄然崛起。

这正是事态演变的令人惊讶之处。默茨高喊着“中国威胁”，想要通过展现自己强硬的姿态来证明能力，然而德国民众看到的却是工厂岗位的持续流失、生活成本的居高不下，以及政府改革推进的迟缓，而总理却忙于与中国进行贸易斗争。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将在9月6日进行投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则在9月20日接着投票，这场选举将把民调转变为实际选票，也将对默茨的“中国策略”进行检验。到那时，柏林所需解释的将不仅仅是选择党为何上升，而是为何连自身支持的选民都留不住。